语言的演变过程，语言的演化过程？

语言的演变详解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永远在那儿运动、变化、发展，语言也是这样。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日子长了就显出来了。比如宋朝的朱熹，他曾经给《论语》做过注解，可是假如当孔子正在跟颜回、子路他们谈话的时候，朱熹闯了进去，管保他们在讲什么，他是一句也听不懂的。不光是古代的话后世的人听不懂，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着不同的变化，久而久之也会这个地方的人听不懂那个地方的话，形成许许多多方言。

古代人说的话是无法听见的了，幸而留传下来一些古代的文字。文字虽然不是语言的如实记录，但是它必得拿语言做基础，其中有些是离语言不太远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对古代语言的演变获得一定的认识。为了具体说明古代和现代汉语的差别，最好拿一段古代作品来看看。下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一篇的头上一段：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把这一段用现代话来说一遍，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别。不能光看字形。光看字形，现代不用的字只有四个：昳、曰、孰、吾。可是联系字的意义和用法来看，真正古今一致的，除人名、地名外，也只有12个字：八、我、能、城、国、不、客、从、来、坐、谈、问。大多数的字，不是意义有所不同，就是用法有些两样。大致说来，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但是现在不能单用，只能作为复音词或者成语的一个成分。有的构词的能力还比较强，如：形、貌、衣、镜、北、何、自、信、日、外；有的只在极少数词语里出现，如：丽(美丽、壮丽)、朝(朝霞、朝气、朝发夕至)、窥(窥探、窥测)、妻(夫妻、妻子)、甚(欺人太甚)。

第二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可是使用受很大限制。例如：作为连词的“而”“与”，只见于一定的文体；表示从属关系的“之”只用于“百分之几”“原因之一”等等；起指代作用的“者”只用于“作者”“读者”等等；“美”现在不大用于人，尤其不用于男人(“美男子”口语不说，也不能拆开)；“有余”现在能懂，但不大用，“八尺有余”现在说“八尺多”。

第三种情形是这里所用的意义现代已经不用，尽管别的意义还用。例如：修(长)、服(穿、戴)、谓(对……说)、其(他的；“其余”“其中”“其一”里的“其”是“那”的意思)、公(尊称)、及(比得上)、君(尊称)、也(助词；现代的“啊”只部分地与“也”相当)、旦(“旦日”，“明日”，这里作“次日”讲)、之(他)、若(比得上)。还有一个“尺”字，似乎应该属于古今通用的一类，可是这里说邹忌身长八尺有余，显然比现在的尺小，严格说，“尺”的意义也已经改变了(汉朝的一尺大约合现在七寸半，这里的尺大概跟汉朝的差不多)。

在语法方面，也有不少差别。例如“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就是古代特有的句法，底下“吾与徐公孰美？”才跟现代句法相同。“君美甚”现在说“您漂亮得很”，当中必须用个“得”字。“忌不自信”也是古代的句法，现代的说法是“邹忌不相信自己(比徐公美)”，不能把“自己”搁在动词前边，搁在前边就是“亲自”的意思(如“自己动手”)，不是动作对象的意思(“自救”“自治”“自杀”等，是古代句法结构遗留在现代语里的合成词)。“客从外来”现在说“有一位客人从外边来”，“客人”前边得加个“一位”，头里还要来个“有”字，否则就得改变词序，说成“从外边来了一位客人”。“与坐谈”也是古代语法，现在不能光说“和”，不说出和谁，也不能愣说“坐谈”，得说成“坐下来说话”。“不若君之美”的“之”字，按照现代语法也是多余的。

这短短的一段古代的文字，大多数的字都是现在还用的，可是仔细一分析，跟现代汉语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二

语言的变化涉及语音、语法、语汇三方面。语汇联系人们的生活最为紧密，因而变化也最快，最显著。有些字眼儿随着旧事物、旧概念的消失而消失。例如《诗经·鲁颂》的《駉》这一首诗里提到马的名称就有16种：“驈”(身子黑而胯下白的)，“皇”(黄白相间的)，“骊”(纯黑色的)，“黄”(黄而杂红的)，“骓”(青白杂的)，“駓”(黄白杂的)，“騂”(红黄色的)，“骐”(青黑成纹像棋道的)，“驒”(青黑色而有斑像鱼鳞的)，“骆”(白马黑鬃)，“駵”(红马黑鬃)，“雒”(黑马白鬃)，“駰”(灰色有杂毛的)，“騢”(红白杂毛的)，“驔”(小腿长白毛的)，“鱼”(两眼旁边毛色白的)。全部《诗经》里的马的名称还有好些，再加上别的书里的，名堂就更多了。这是因为马在古代人的生活里占重要位置，特别是那些贵族很讲究养马。这些字绝大多数后来都不用了。别说诗经时代，清朝末年离现在才几十年，翻开那时候的小说像《官场现形记》之类来看看，已经有很多词语非加注不可了。

有些字眼随着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而出现。古代席地而坐，没有专门供人坐的家具，后来生活方式改变了，坐具产生了，“椅子”“凳子”等字眼也就产生了。椅子有靠背，最初就用“倚”字，后来才写做“椅”。凳子最初借用“橙”字，后来才写做“凳”。桌子也是后来才有的，古代只有“几”“案”，都是很矮的，适应席地而坐的习惯，后来坐高了，几案也不得不加高，于是有了新的名称，最初就叫“卓子”(“卓”是高而直立的意思)，后来才把“卓”写做“桌”。

外来的事物带来了外来语。虽然汉语对于外来语以意译为主，音译词(包括部分译音的)比重较小，但是数目也还是可观的。比较早的有葡萄、苜蓿、茉莉、苹果、菠菜等等，近代的像咖啡、可可、柠檬、雪茄、巧克力、冰淇淋、白兰地、啤酒、卡片、沙发、扑克、哔叽、尼龙、法兰绒、道林纸、芭蕾舞等等，都是极常见的。由现代科学和技术带来的外来语就更多了，像化学元素的名称就有一大半是译音的新造字，此外像摩托车、马达、引擎、水泵、卡车、吉普车、拖拉机、雷达、爱克斯光、淋巴、阿米巴、休克、奎宁、***、尼古丁、凡士林、来苏水、滴滴涕、逻辑、米(米突)、克(克兰姆)、吨、瓦(瓦特)、卡(卡路里)等等，都已经进入一般语汇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改变，许多字眼的意义也起了变化。比如有了桌子之后，“几”就只用于“茶几”，连炕上摆的跟古代的“几”十分相似的东西也叫做“炕桌儿”，不叫做“几”了。又如“床”，古代本是坐卧两用的，所以最早的坐具，类似现在的马扎的东西，叫做“胡床”，后来演变成了椅子，床就只指专供睡觉用的家具了。连“坐”字的意义，古代和现代也不完全一样：古代席地而坐，两膝着席，跟跪差不多，所以《战国策》里说伍子胥“坐行蒲服，乞食于吴市”，坐行就是膝行(蒲服即匍匐)；要是按现代的坐的姿势来理解，又是坐着又是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再举两个名称不变而实质已变的例子。“钟”本是古代的乐器，后来一早一晚用钟和鼓报时，到了西洋的时钟传入中国，因为它是按时敲打的，尽管形状不同，也管它叫钟，慢慢地时钟不再敲打了，可是钟的名称不变，这就跟古代的乐器全不相干了。“肥皂”的名称出于皂角树，从前把它的荚果捣烂搓成丸子，用来洗脸洗澡洗衣服，现在用的肥皂是用油脂和碱制成的，跟皂角树无关。肥皂在北方又叫“胰子”，胰子原来也是一种化妆用品，是用猪的胰脏制成的，现在也是名同实异了。

也有一些字眼的意义变化或者事物的名称改变，跟人们的生活不一定有多大关系。比如“江”原来专指长江，“河”原来专指黄河，后来都由专名变成通名了。又如“菜”，原来只指蔬菜，后来连肉类也包括进去，到菜市场去买菜或者在饭店里叫菜，都是荤素全在内。这都是词义扩大的例子。跟“菜”相反，“肉”原来指禽兽的肉，现在在大多数地区如果不加限制词就专指猪肉，这是词义缩小的例子(“肉”最初不用于人体，后来也用了，在这方面是词义扩大了)。“谷”原来是谷类的总名，现在北方的“谷子”专指小米，南方的“谷子”专指稻子，这也是词义缩小的例子。

词义也可以转移。比如“涕”，原来指眼泪，《庄子》里说：“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可是到汉朝已经指鼻涕了，王褒《僮约》里说：“目泪下，鼻涕长一尺”。又如“信”，古代只指送信的人，现在的信古代叫“书”，《世说新语》：“俄而谢玄淮上信至，［谢安］看书竟，默默无言”，“信”和“书”的分别是很清楚的。后来“信”由音信的意思转指书信，而信使的意思必得和“使”字连用，单用就没有这个意思了。

词义也会弱化。比如“很”，原来就是凶狠的“狠”，表示程度很高，可是现在已经一点也不狠了，例如“今天很冷”不一定比“今天冷”更冷些，除非“很”字说得特别重。又如“普遍”，本来是无例外的意思，可是现在常听见说“很普遍”，也就是说例外不多，并不是毫无例外。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事物怎样改变了名称，那么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像前边分析《战国策》那一段文字的时候已经讲过的，很多古代的单音词现代都多音化了。这里再举几个人体方面的例子：“耳”成了“耳朵”，“眉”成了“眉毛”，“鼻”成了“鼻子”，“发”成了“头发”。有的是一个单音词换了另外一个单音词，例如“首”变成“头”(原来同义)，“口”变成“嘴”(原来指鸟类的嘴)，“面”变成“脸”(原来指颊)，“足”变成“脚”(原来指小腿)。有些方言里管头叫“脑袋”“脑壳”，管嘴叫“嘴巴”，管脸叫“面孔”，管脚叫“脚板”“脚丫子”，这又是多音化了。

动词的例子：古代说“食”，现代说“吃”；古代说“服”或“衣”，现代说“穿”；古代说“居”，现代说“住”；古代说“行”，现代说“走”。形容词的例子：古代的“善”，现代叫“好”；古代的“恶”，现代叫“坏”；古代的“甘”，现代叫“甜”；古代的“辛”，现代叫“辣”。

字眼的变换有时候是由于忌讳：或者因为恐惧、厌恶，或者因为觉得说出来难听。管老虎叫“大虫”，管蛇叫“长虫”，管老鼠叫“老虫”或“耗子”，是前者的例子。后者的例子如“大便”“小便”“解手”“出恭”(明朝考场里防止考生随便进出，凡是上厕所的都要领块小牌子，牌子上写着“出恭入敬”)。

三

语法方面，有些古代特有的语序，像“吾谁欺？”“不我知”“夜以继日”，现代不用了。有些现代常用的格式，像“把书看完”这种“把”字式，“看得仔细”这种“得”字式，是古代没有的。可是总起来看，如果把虚词除外，古今语法的变化不如词汇的变化那么大。

语音，因为汉字不是标音为主，光看文字看不出古今的变化。现代的人可以用现代字音来读古代的书，这就掩盖了语音变化的真相。其实古今的差别是很大的，从几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第一，旧诗都是押韵的，可是有许多诗现在念起来不押韵了。例如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róng)。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shēng)。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chéng)。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qíng)。”这还是唐朝的诗，比这更早一千多年的《诗经》里的用韵跟现代的差别就更大了。其次，旧诗里边的“近体诗”非常讲究诗句内部的平仄，可是许多诗句按现代音来读是“平仄不调”的。例如李白的诗：“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郭”“白”“一”“别”四个字原来都是入声，归入仄声，可是现在“郭”“一”是阴平，“白”“别”是阳平，于是这四句诗就成为“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平仄仄平”了。又其次，汉字的造字法里用得最多的是形声法，常常是甲字从乙字得声，可是有许多这样的字按现代的读音来看是不可理解的。例如“江”从“工”得声，“潘”从“番”得声，“泣”从“立”得声，“提”从“是”得声，“通”从“甬”得声，“路”从“各”得声，“庞”从“龙”得声，“移”从“多”得声，“谅”从“京”得声，“悔”从“每”得声，等等。

从上面这些事例看来，汉字的读音，无论是声母、韵母、声调，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语言的形成及演变

语言的起源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各种的假设都没有实证做辅佐，相关的发展也没有直接的历史痕迹。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语言起源问题居然成为哲学和宗教学探究的热门课题。为了使“语言的起源和演化问题”消失，一些进化论者选择了不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巴黎语言学协会于1866年发布禁令，要求停止任何与语言起源和演化有关的讨论。由此可见这一问题的难度。从上世纪30年代起，考古学家、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等，开始进入语言学家们放弃的学术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具有科学意义的进展。事实上，即使在21世纪，语言的起源仍然是进化理论中最重要的障碍之一。

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对语言的起源兴趣浓厚，并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语言的起源是迄今为止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话题，关于语言在何时何地起源有很多假设，这些假设的数量几乎与此领域中学者的数量一样多。另外，语言起源的其他学说包括神授说、手势说、感叹说、摹声说、劳动说、契约说、突变说、渐变说、本能说等依然是“空中楼阁”，探究简直“原地踏步”，完全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语言是人类社会中功能强大的一种技能，通过一些特定的编码符号，将你的想法传达给他人，同时通过这种编码符号了解别人的想法。语言还是连结和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信息的强大工具，还可以通过语言，将各种想法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通过语言来实施某些行动，说服、诱导甚至是欺骗他人。如今，全世界这种特定编码的语言大约有7000多种。所有的人类社会中都有语言的存在，所有的语言都拥有全方位沟通人类经验和体验的功能，没有哪一种语言比任何其他语言“更好”或“更优越”。研究人类进化的科学家认为，20万年前，当现代智人在非洲崛起时，可能已经有语言存在了。不过，人类语言是如何演化成7000多种语言的，这一直是个谜团。

直到最近100多年，由于现代科学的兴起，语言学才被用来与其他学科进行类比分析，但有关语言起源的种种假设却总是扑朔迷离。而近年来，分子人类学者们有关人群迁徙和分化的分析，似乎正在接近这个谜底的答案。单一生成也是母语理论支持者的偏好，与非洲之外的理论相关。基于今天所说的大量语言以及早期祖先的位置多样性，多元理论家反对这种单一的起源。由于学者尚未提供第一个口语单词的具体证据，因此没有人能够完全确定哪种理论是正确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支持起了“非洲单一起源说”，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将人类的起源看做是一部上古时期的《出非洲记》。通过基因研究以及统计分析，科学家们认为绝大部分非洲之外的现代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就是非洲。据说大约在5万年前，人类生活的地点集中在非洲，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离开了非洲，漂洋过海，来到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形成了现在的人类分布体系。如果人类的起源在非洲，那么人类语言的起点很可能也在非洲。在到达世界各地之后，人们根据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的变化，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语言。

前不久，新西兰心理学家昆廷·阿特金森博士研究称，人类语言可能全部起源于非洲西南部地区，时间大约在15万年前洞穴艺术开始阶段。这种判断的依据是非洲各地方言往往含有的音素较多，而南美洲和太平洋热带岛屿上的语言所含音素较少；一些非洲方言音素超过100个，而夏威夷当地土语音素仅13个，英语的音素46个。阿特金森博士认为，一种语言离非洲越远，它所使用的音素就越少。

中国科学家周海中教授在接受主流媒体采访时曾经指出：解决语言演化问题的难度不亚于破解物种演化之谜的难度；语言演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自然现象，还是人类心智发展和历史文化演变的结果；由于语言的起源与变化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外界的影响，从而增加了语言演化问题的复杂性。周海中教授的这一学术观点道出了语言演化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这一问题的艰巨性，为广大语言探索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迪。

言语（Speech）是人类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沟通方式，所以理解言语的起源能引发对语言更深刻的认识。近60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由于喉头的下降而导致的声道延长是言语出现的第一步。由于这一特征在解剖学上被认为是现代智人所独有的，该理论将语言的发展限制在过去20万年。但有一研究团队最近证明，至少在2000万年前，早期人类就可以发出对比元音，作为言语的基础。该团队主要研究者、法国科学家路易斯·波伊博士表示，语言是一种神秘的特性，是人类物种的基本特征和独特之处；了解它在进化过程中是如何出现的，与了解我们这个物种如何出现以及世界的起源一样重要。

语言的起源与演化谜题至今尚未破解，仍属于科学上的千古之谜；哲学与宗教学都可以直接以猜想言之凿凿，但科学需要证据，可惜我们尚未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语言到底是如何起源又如何演化的，当然追求未知谜题的过程才是人类文明得以进化的根本，而对语言谜题的探索同时也可能有助于认识人类自我。

举例说明语言的发展演变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语言发展变化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特点.有些特点是属于某一具体语言的,有些特点则是所有语言所呈现出的共同特点.这里所讲的是所有语言呈现出的发展变化的共同特点.语言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是不平衡性、渐变性、相关性和规律性.

1.语言发展变化的不平衡性

语言的发展变化不是均衡的、匀速的,而是不平衡的.第一,语言系统发展变化不平衡.在语言各子系统中,词汇系统的发展变化最快,相比而言,语法的发展变化就要慢得多,语音发展变化的速度也较为缓慢.语言各子系统内部的发展变化也是不平衡的.比如在词汇系统中,发展变化较快的是一般词汇,基本词汇却是相当稳固的.有人曾对不同语言中的215个常用词（其中主要是基本词）在一千年中的发展变化情况做过统计,发现汉语和法语79％未发生变化,英语85％未发生变化,德语78％未发生变化,罗马尼亚语77％未发生变化,葡萄牙语82％未发生变化,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85％未发生变化.这说明基本词汇的发展变化速度是较为缓慢的.正因如此,人们把语法和基本词汇看作决定一个语言基本面貌的最为稳定的部分.

第二,不同时期语言发展变化不平衡.当社会变革较为剧烈、社会发展的步伐较快、社会思维较为活跃、不同文化的接触较为频繁的时期,语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就会快一些；反之,语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就会慢一些.英语在从九世纪阿尔弗列德大帝到莎士比亚（1564－1616）这五个世纪中,发展变化的速度非常之快.以至于后代人读九世纪以前的作品,就像是读外语一样.

第三,语言变体发展变化不平衡.地域方言的形成,本身就是语言发展变化的不平衡性在空间上的一种表现.各种方言形成之后,在发展变化的速度和方向上也不是完全同步的.例如在汉语诸方言中,南方的一些方言发展变化的速度相对较慢,保存古代汉语的成分较多,而北方的方言,特别是北方官话区的方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就相对较快.

语体是语言的一种重要的功能变体.各种语体的发展变化也具有不平衡性.例如,在汉族的传统中,一直存在着轻商的观念,因此,在汉语史上一直没有形成与商业活动关系十分密切的广告语体.但是,改革***以来,商业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之广告语体在当今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它几乎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语言发展变化的渐变性

语言的发展变化不是像火山爆发、暴力革命那样的突变,而是一种逐渐变化的过程.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如果采取突变的方式,一夜之间面目全非,人们将会一下子丧失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社会的一切活动将会突然终止,其后果是不堪想象的.语言的交际职能决定了它不可能采取突变的方式,而只能采取渐变的方式.

事实上语言的发展变化也正是走的渐变之路.例如现代汉语的时态助词“了”,是从古代汉语的动词“了”虚化而来,其演变过程大约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动词“了”大约出现在汉代,是“终了、了结”的意思.由于动词“了”常用在动词之后充当补语,地位不及一般的动词,于是逐渐虚化,大约到了唐宋之际,“了”才出现了与现代汉语大致相同的用法,成为时态助词.

语言的发展变化,是由语言新质要素的长期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不可能一下子出现质的突变.即使人为地想让它发生突变,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文字可以进行改革,而语言不能改革,只能因势利导逐渐使其规范的原因.

3.语言发展变化的相关性

语言是由若干个子系统构成的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各种语言单位和各种语言规则,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关联着,因此,每个语言单位、每种语言规则的发展变化,都是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某一语言单位或某一语言规则的发展变化,也会引发与之相关的语言单位或语言规则发生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的相应的发展变化.例如：

在12世纪以前汉语没有轻声.大约在12世纪前后,轻声这种语音现象才出现.轻声是一种轻短模糊的调子,是声调的轻化.当某些音节读轻声的时候,往往使这一音节的元音发生央化、脱落等变化.比如结构助词“的”原来读作[ti],因轻声而读作[te]；结构助词“得”原来读作[tei]或[te],因轻声而读作[te].由于轻声现象的出现,使本来读音并不相同的“的”和“得”在语音上合流了.轻声这一语音现象的出现,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由音强的变化带来元音的变化,再由元音的变化进而影响到词汇和语法.

4、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性

语言的发展变化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不同的语言,其发展变化可能遵循不同的规律,同一语言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变化规律,语言的各个子系统也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规律,但是,语言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一点是共同的.

如中古汉语的“谈韵”字,其韵母是[am].[am]在今天北京话中演变为[an],在今天上海话、福州话中分别演变为[E]、[aN],但是从中古到现在的广州话则没有发生变化,仍读[am].例如：

北京话上海话福州话广州话

担tantEtaNtam

谈t'andEtaNt'am

蓝lanlElaNlam

由此,可以看出中古汉语的“谈韵”字到今天的北京话、上海话、福州话、广州话的韵母演变规律,并可据此写出古今的语音演变公式：

中古[am]®北京话[an]、上海话[E]、福州话[aN]、广州话[am]

或是写出这些方言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公式：

北京话[an]Û上海话[E]Û福州话[aN]Û广州话[am]

由此,可以看出中古汉语的“谈韵”字到今天的北京话、上海话、福州话、广州话的韵母演变规律,并可据此写出古今的语音演变公式和这些方言间的语音对应关系.

寻求语言发展变化的各种规律及其条件,是语言发展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多少适应于各种语言发展变化的共同规律,也许这种规律本来就不多.但是,语言的发展变化具有规律性,这是无庸质疑的.

语言是怎样演化的

貌似日语现在还没有归于任何一个语系但和朝鲜语有很深的渊源两者的又很接近乌拉尔-阿尔泰语系日语的起源最初可能与朝鲜语一起来自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经过演变后有受到我国的影响主要分春秋战国时期和唐代两个阶段前者的影响来源是南方的吴越地区后者就是当时的官话了

语言演变的特点

语言发展变化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特点。有些特点是属于某一具体语言的，有些特点则是所有语言所呈现出的共同特点。这里所讲的是所有语言呈现出的发展变化的共同特点。语言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是不平衡性、渐变性、相关性和规律性。1.语言发展变化的不平衡性语言的发展变化不是均衡的、匀速的，而是不平衡的。第一，语言系统发展变化不平衡。在语言各子系统中，词汇系统的发展变化最快，相比而言，语法的发展变化就要慢得多，语音发展变化的速度也较为缓慢。语言各子系统内部的发展变化也是不平衡的。比如在词汇系统中，发展变化较快的是一般词汇，基本词汇却是相当稳固的。有人曾对不同语言中的215个常用词（其中主要是基本词）在一千年中的发展变化情况做过统计，发现汉语和法语79％未发生变化，英语85％未发生变化，德语78％未发生变化，罗马尼亚语77％未发生变化，葡萄牙语82％未发生变化，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85％未发生变化。这说明基本词汇的发展变化速度是较为缓慢的。正因如此，人们把语法和基本词汇看作决定一个语言基本面貌的最为稳定的部分。第二，不同时期语言发展变化不平衡。当社会变革较为剧烈、社会发展的步伐较快、社会思维较为活跃、不同文化的接触较为频繁的时期，语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就会快一些；反之，语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就会慢一些。英语在从九世纪阿尔弗列德大帝到莎士比亚（1564－1616）这五个世纪中，发展变化的速度非常之快。以至于后代人读九世纪以前的作品，就像是读外语一样。第三，语言变体发展变化不平衡。地域方言的形成，本身就是语言发展变化的不平衡性在空间上的一种表现。各种方言形成之后，在发展变化的速度和方向上也不是完全同步的。例如在汉语诸方言中，南方的一些方言发展变化的速度相对较慢，保存古代汉语的成分较多，而北方的方言，特别是北方官话区的方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就相对较快。语体是语言的一种重要的功能变体。各种语体的发展变化也具有不平衡性。例如，在汉族的传统中，一直存在着轻商的观念，因此，在汉语史上一直没有形成与商业活动关系十分密切的广告语体。但是，改革***以来，商业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之广告语体在当今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它几乎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语言发展变化的渐变性语言的发展变化不是像火山爆发、暴力革命那样的突变，而是一种逐渐变化的过程。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如果采取突变的方式，一夜之间面目全非，人们将会一下子丧失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社会的一切活动将会突然终止，其后果是不堪想象的。语言的交际职能决定了它不可能采取突变的方式，而只能采取渐变的方式。事实上语言的发展变化也正是走的渐变之路。例如现代汉语的时态助词“了”，是从古代汉语的动词“了”虚化而来，其演变过程大约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动词“了”大约出现在汉代，是“终了、了结”的意思。由于动词“了”常用在动词之后充当补语，地位不及一般的动词，于是逐渐虚化，大约到了唐宋之际，“了”才出现了与现代汉语大致相同的用法，成为时态助词。语言的发展变化，是由语言新质要素的长期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不可能一下子出现质的突变。即使人为地想让它发生突变，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文字可以进行改革，而语言不能改革，只能因势利导逐渐使其规范的原因。3.语言发展变化的相关性语言是由若干个子系统构成的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各种语言单位和各种语言规则，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关联着，因此，每个语言单位、每种语言规则的发展变化，都是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某一语言单位或某一语言规则的发展变化，也会引发与之相关的语言单位或语言规则发生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的相应的发展变化。例如：在12世纪以前汉语没有轻声。大约在12世纪前后，轻声这种语音现象才出现。轻声是一种轻短模糊的调子，是声调的轻化。当某些音节读轻声的时候，往往使这一音节的元音发生央化、脱落等变化。比如结构助词“的”原来读作[ti]，因轻声而读作[te]；结构助词“得”原来读作[tei]或[te]，因轻声而读作[te]。由于轻声现象的出现，使本来读音并不相同的“的”和“得”在语音上合流了。轻声这一语音现象的出现，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由音强的变化带来元音的变化，再由元音的变化进而影响到词汇和语法。4、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语言的发展变化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不同的语言，其发展变化可能遵循不同的规律，同一语言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变化规律，语言的各个子系统也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规律，但是，语言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一点是共同的。如中古汉语的“谈韵”字，其韵母是[am]。[am]在今天北京话中演变为[an]，在今天上海话、福州话中分别演变为[E]、[aN]，但是从中古到现在的广州话则没有发生变化，仍读[am]。例如：北京话上海话福州话广州话担tantEtaNtam谈t'andEtaNt'am蓝lanlElaNlam由此，可以看出中古汉语的“谈韵”字到今天的北京话、上海话、福州话、广州话的韵母演变规律，并可据此写出古今的语音演变公式：中古[am]?北京话[an]、上海话[E]、福州话[aN]、广州话[am]或是写出这些方言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公式：北京话[an]?上海话[E]?福州话[aN]?广州话[am]由此，可以看出中古汉语的“谈韵”字到今天的北京话、上海话、福州话、广州话的韵母演变规律，并可据此写出古今的语音演变公式和这些方言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寻求语言发展变化的各种规律及其条件，是语言发展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多少适应于各种语言发展变化的共同规律，也许这种规律本来就不多。但是，语言的发展变化具有规律性，这是无庸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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